重聚医魂

       中医文化建设需要每一个中医人的参与和努力。只要我们都自觉地以“厚德载物”和“止于至善”为自己的目标追求，我们即可找回已经或正在丢失的中医文化。
       中医文化建设，既需要注重对院容、院制等文化外显具体部分的拾回，更需要树立中医文化教育目标，使中医药人员在精神世界的层面受到熏陶，在思维方式上得到培养，以蓄积中医人应有的学术素养，从而使中医文化与中医技术真正达到交融而致用的高度。
       中医文化建设需要每一个中医人的参与和努力。只要我们都自觉地以“厚德载物”和“止于至善”为自己的目标追求，我们即可找回已经或正在丢失的中医文化。
       医道为干为形 人文为根为魂
       中医文化是指中医学中相对于医术的部分。文化和医术二者的融汇结合方为中医学，这就是“医乃仁术”的精神内核。这里所谓的“仁”，乃指中医学里“和、合、精、诚”的核心价值观；而“术”，即为祛病延年、救死扶伤的操作部分。二者的关系可用“文是基础医是楼”加以概括。中医学的这一学科本质特性，对其从业者的素养提出了“医者须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的明确要求。这种对医者须具广博知识的严格要求，是为了维护中医学的“文化”特质，更是着眼于对生命价值根本性的切实维护。
       纵观中医学，从《内经》以降，医学著作汗牛充栋。探寻历朝历代医学大家的成功之道，研读他们惠泽古今的心血倾谈，无不让人感受到中医文化与中医医术的水乳交融，无不让人感受到博大精深的中医学因文化而华光四射。当我们看到“见彼苦恼，若已有之，深心悽怆，勿避嶮，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的要求成为世代中医人恪守的“医门法律”时，有谁不惊叹医道的圣洁原来与中医文化有着如此密切的关联。这反映了中医学除医术外，足以让其他学科惊奇的，是从学术基质即透发的“医文并茂”特色。至于哲学是中医学术的基石，而中医学中蕴含的深刻哲理又丰富了古代哲学的事实，更是早为学界所普遍认同。
       正是这种医文血肉相连的基质，决定了中医学具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双重属性，也决定了其异于西方科学却尤具科学力的个性特征，更决定了杏林橘井所特有的职业风貌。可见，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中医学，秉承了母体的纯真之气，自诞生之日起，即以医为形，文为魂。文和医的关系不是吸纳与引进，而是共生共长的，其融合不是学科交叉，而是始于基质层面。
       魂逸之学仅为术 根衰之木久必枯
       如魂形之联体，系根木之共生，既为医与文的关系，则一衰必皆衰。如果说中医学“衰”了，未必会是共识；说中医事业衰了，更必为各种统计数据所否定。但我们说中医学没有发展到自己本应达到的时代水平，且内在发展推助力明显不足，则可能会被认同；中医事业发展的背后有着如方向偏移、名质相背、身曹心汉、平庸充斥等问题，大概也不为人所否认。而之所以出现类似诸多问题，原因固然很多，但追根溯源当首推中医文化的缺失。这种缺失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其间除因其与传统文化的特别紧密联系而随其嬗变外，也受到诸如“一根针，一把草”的简单化、谋求经济利益的营生化、追随世俗的浮躁化以及为西医强“磁场”吸引后的自身异化等时代因素的影响。这一切使中医文化在中医学中渐渐气衰色褪。它在中医之“术”相对发展的同时，尤显突出，主要表现在如下八个方面：
       第一，反映在学术方向上。中医学术的根本精神是和合，追求的是“法于阴阳，和于术数”。认识问题不将人与自然割裂，分析疾病不撇开社会因素，强调的是不治已病治未病。而我们现在大至重点课题的研究，小至个体病例的诊疗，很多时候都偏移了这些中医学术的根本原则。
       第二，反映在医德标准上。医者的职业要求是“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医者对病人的感情必须是“见彼苦恼，若己有之”，医者诊疗的严谨度必须达到“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医者在诊治病人时“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医者出诊到病人家中时不得“安然欢娱，傲然自得”。可见，中医学不仅对医德有着严格的规范，而且要求医者将之融入到自己的精神世界，从而保证医道的圣洁。而现在的要求，已大大低于医道圣洁度。如我们的医德要求多换位思考、关心病人、不收受病人红包、不以权谋私等，这其实是将医道职业标准降到了普通人际交往的道德要求。
       第三，反映在经典和医著的研读上。为医者必研经典，这是古今共识，而现在却难见多少通读“四大经典”的人，更别说“研究”了。能将大学教材那节之又节的节录本进行研读的人也属凤毛麟角。至于各家著述多取一二家浅显实用者效法，能记得医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和“非穷尽方书者，不能言医”之类格言的人已经不多了。
       第四，反映在古文修养上。“四大经典”及绝大多数中医名著均是古文体，因此掌握古文字学是学好中医的基本要求。而现今的不少中医药人员恐怕连繁体字都难认清，更不必说掌握古文字学及具备训诂学方面的素养了。
       第五，反映在多学科知识水平上。中医学者需要太多其他学科知识作铺垫。且不说社会学、心理学、思维学、地理学等，单说其直接赖以依存和传承的文史哲知识，现在的中医药人员有过稍微系统研究的人大概也不会太多。而真正的中医名医，不仅需要了解众多学科知识，并且能将之交融，化作底蕴，因而谈医术常不拘于说技，论医理总纵横捭阖。
       第六，反映在医院面貌上。中医院的建筑风格，早已少见楼台水榭相映、亭廊厅堂相衔的东方建筑结构，也少见赭黄碧绿、流光溢彩的华夏建筑色彩，因而自然更没有橘井杏林的怡人氛围。同那些为彰显文化积淀而至今仍努力保持古建筑风格的诸多名校，乃至中央所在地新华门等重要建筑仍保持古貌相比，我们这一极能代表传统学科的生存场地太失传统了。
       第七，反映在医院制度建设上。中医院的管理，多是采用综合医院的管理办法，所制订的规章制度，目标要求，自然也在丧失中医特色。
       第八，反映在哲学思想和思维方法上。如很少有人能运用五运六气理论预防和治疗疾病，很少有人能准确地把握二十四节的六气主令并将之用于具体辨证论治，甚至很少有人详究痘麻惊疳儿科四大主症的大部分消失和风痨臌膈内科四大重症的古今差异。而相对斯须，便处方药，极为普遍；按化验单开药，正成时髦；以西医病之诊断为一般思考，而将辨证论治置于脑后，并非个别；见病不见人已非罕见；中药加西药的“保险”用法大为流行。
       弘扬传统优势 吸纳时代精神
       从中医学正肩负着由服务华夏到布惠世界之重任的发展态势中，我们欣喜地看到，时代确认了中医学的担当力。这一确认来自于对近三千年中医学博大精深积淀的价值评定，来自于对其堪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表的资格肯定。这一确认当然是针对中医学整体，而不是仅对中医之“术”的。在这样的历史关头，作为中医人对中医学的历史与现状、辉煌与缺陷，进行严格的审视和深度的思考，正是为了增强其担当力。因而在这种背景下，提出中医文化建设，不仅具革弊纠偏的现实意义，更具有深远的历史战略意义。
       中医文化建设需要每一个中医人的参与和努力。只要我们都自觉地以“厚德载物”和“止于至善”为自己的目标追求，我们即可找回已经或正在丢失的中医文化。而中医文化建设对中医学术和中医事业来说，则既需要注重对院容、院规、院制、院训、药贮药臼、炮炙工具、诊疗器皿等文化外显具体部分的拾回，以营造浓厚的中医文化氛围，更需要树立中医文化教育目标，使中医药人员在精神世界的层面受到熏陶，在思维方式上得到培养，以蓄积中医人应有的学术素养，从而使中医文化与中医技术真正达到交融而致用的高度。
       然而，仅仅如果还不够，因为当今社会对医学的人文要求已到了空前程度。单以对医疗职业的使命而言，古为“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建国初期为“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而这些作为古今医者所恪守的准则，现在已经远远不够了。因为从立足点看，它不是把医生病人置于同等地位，而是将医生作为“救世主”去怜悯病人，去对其实行人道主义；从方法上看，不要求医患间的沟通，缺失了现代临床最重要的医患沟通环节；从目的上看，只为解除痛苦，不要求发挥医学其他功能。因而，纵然模范地遵循了那些古今准则，也未必能满足当今的社会要求。医疗职业总体功能定位尚且如此落后于时代，其他该去找回、填补、修正、充实和创新以求适应的地方也就太多了。
       而对于中医文化建设来说，首要的则是找回丢失了的宝物，填补缺失了的精粹，聚敛业已呈逸散状态的灵魂，恢复东方文化巨人的身躯，在此基础上吸纳现代的精神养料，使自己充实得更能在时代舞台上绽放异彩应该是我们的图强之路和奋斗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