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锡纯学术的特点

       张师熟读经典，细心探索经典之隐微，从中悟出很多道理，又吸取历代各家之经验，一生中创出不少临床上非常有效的方子。以下列举几例说明。
       张师熟读经典，细心探索经典之隐微，从中悟出很多道理，又吸取历代各家之经验，一生中创出不少临床上非常有效的方子。以下列举几例说明。
       　　治战汗方
       战汗，《伤寒论》有“太阳病未解，脉阴阳俱停，必先战慄，汗出而解。但阳脉微者，先汗出而解。但阴脉微者，下之而解。若欲下之，亦调胃承气汤”的论述。这里提出太阳病未解可用调胃承气汤。叶香岩在《外感温病篇》中说：“若其邪始终在气分流连者，可冀其战汗透邪，法宜益胃，令邪与汗并，热达腠开，邪从汗出。解后胃气空虚，当肤冷一昼夜，待气还自温暖如常矣。盖战汗而解，邪退正虚，阳从汗泄，故渐肤冷，未必即成脱证。此时宜令病者安舒静卧，以养阳气来复，旁人切勿惊惶，频频呼唤，扰其元神，使其烦躁。但诊其脉。若虚软和缓，虽倦卧不语，汗出肤冷，却非脱证。若脉急疾，躁扰不卧，肤冷汗出，便为气脱之证矣。更有邪盛正虚，不能一战而解，停一二日再战汗而愈者，不可不知。”叶氏此段文中，提出温病战汗宜益胃，未出方药。还指出汗后宜静养不可扰其元神，亦无药物。
       张师对温病战汗有如下论述：温病欲作战汗，多在病后六七日，突然烦躁焦急，胸闷气喘，脉数急。此为温热内盛，正邪相争，邪欲从汗解。治疗之法，可用梨片粘犀角面、生石膏面食之。犀角、石膏为寒凉之品，使邪从内清，邪去则正胜，正胜汗出而余邪可从汗解。梨片可养阴沃焦，补其阴液，犹如热釜之内浇水，立即有雾蒸腾，汗可自出。
       1929年，孙雨亭在天津患温病，招余与赵云青同往诊视。病已10余日，高热一直不退。一日清晨，将作战汗，突然烦躁焦急，胸闷气喘，脉数急。我等无措，急请张师来，诊过曰：将战汗，命急购犀角面、生石膏面来，以梨片蘸食，食后约10分钟，头上蒸蒸汗出，继而颈项、胸亦见汗。汗过胸，略见安适。周身汗彻，则脉转数急为沉缓，神情躁急亦安顿。高热去，身感疲乏，稍饮些稀饭，即安然睡眠矣。一次战汗，病即告愈。这种治疗战汗的方法，《医学衷中参西录》中尚无记载。
       　　治中风方
       对中风的认识，历代说法不一。秦汉至隋，一直认为是内虚为风邪所中，气血逆乱亦是一个病机。如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中所说：“夫风之为病，当半身不遂，或但臂不遂者，此为痹？脉微而数，中风使然。”“寸口脉浮而紧，紧则为寒，浮则为虚，寒虚相搏，邪在皮肤；浮者血虚，络脉空虚，贼邪不泄，或左或右；邪气反缓，正气即急，正气引邪，口呙僻不遂，邪在于络，肌肤不仁；邪在于经，即重不胜；邪入于腑，即不识人，邪入于脏，舌即难言，口吐涎。”上段文字，说明当时认为中风属外风。至唐宋400年间《千金方》、《外台秘要》以至宋代方书如《局方》、《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等，对中风的认识无大进展，只《局方》有“暗风”的提法，使用至宝丹、牛黄丸等治疗。金元四大家有了新的提法，河间以火为主，认为火能生风。将息失意，心火暴盛，肾水虚衰是其根本。张子和亦主张“莫治风，莫治躁，治得火时风燥了”。东垣认为中风非风邪，本气病也。凡人四旬，气衰之际，七情房劳，或肥人形盛气虚，易患本病。丹溪认为湿土生痰，痰生热，热生风，当从痰治。总之以上四家从内因之论。明代王安道提出真中与类中之分，即有风邪所致者为真中，火、气、痰引起的为类中。虞抟进一步发挥了真中与类中之说。张介宾明确提出非风的观点，认为是“内伤积损颓败而然”。清代叶桂认为中风是体内的阳气变动，阴精衰耗，阴虚阳亢，肝阳化风，非外来之风，治以滋水平肝。
       张师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又从《内经》的《脉解篇》“肝气当治而未得，故善怒，善怒者，名曰煎厥”，《调经论》“血之与气，并走于上，此为大厥，厥则暴死。气反则生，气不反则死”，《生气通天论》“阳气者，大怒则形绝，血宛于上，使人薄厥”三段文章中悟出一个道理，即“风名内中，言风自内生，非风自外来也”，提出了自己的中风非外风的观点，创制了镇肝息风汤。用以治疗内中风证。其脉弦长有力，或上盛下虚，头目时常眩晕，或脑中时常作痛发热，目胀耳鸣，或心中烦热，或时常噫气，或肢体渐觉不力，或口眼渐形歪斜，或面色如醉，甚或眩晕，至于颠仆，昏不知人，移时苏醒，或醒后不能复原，精神短少，或肢体痿废，或成偏枯。方用怀牛膝一两，生赭石一两，生龙骨五钱，生牡蛎五钱，川楝子二钱，生龟板五钱，生杭芍五钱，玄参五钱，天冬五钱，生麦芽二钱，茵陈二钱，甘草钱半。心中热甚者加生石膏一两，痰多者加胆南星二钱。尺脉重按虚者，加熟地黄八钱，净萸肉五钱。大便不实者，去龟板、代赭石加赤石脂一两。
       张师认为，肝为木脏，木火炽盛，亦自有风。此因肝木失和，风自肝起。又加肺气不降，肾气不摄，冲气胃气又复上逆。于是，脏腑之气化皆上升太过，而血之上注于脑者，亦因之太过，致充塞血管而累及神经。方中用牛膝引血下行，此为治标之主药。而复深究病之本源，用龙骨、牡蛎、龟板、芍药以镇肝息风，赭石以降胃降冲，玄参、天冬以清肺气。肺中清肃之气下行，自能镇制肝木。至其两脉之尺弱者，当系肾脏真阴虚损，不能与真阳相维系。其真阳脱而上奔，挟气血以上冲脑部，故又加熟地，山萸肉以补肾敛肾。肝为将军之官，其性刚果，若单用药强制，或转激发其反动之力。茵陈为青蒿之嫩者，与肝木同气相求，泻肝热兼疏肝郁。川楝子能使肝气下达，又能折其反动之力。心中热甚者，当有外感伏气化热，故加石膏。有痰者，恐痰阻气化之升降，故加胆南星。此方为张师治疗中风所用滋潜镇降之代表方，从立论到治法，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新路。
       　　治习惯性流产方
       在妇科方面，张师创制了固冲汤，清带汤，寿胎丸等非常有效的方子，尤其是寿胎丸，治疗习惯性流产疗效更为显著。前人安胎，说法各一，如张飞畴曰：“古人用条芩安胎，惟形瘦血热，营行过疾，胎常上逼者相宜。若形盛气衰，胎常下坠者，非人参举之不安；形实气盛，胎常不运者，非香、砂耗之不安；血虚火旺，腹常急痛者，非归、芍养之不安……”此从证论治。王孟英认为：“条芩但用于血热之人，若血虚有火者，余以竹茹、桑叶、丝瓜络为君，而辅以他药，极有效。盖三物皆养血清热而息内风也……且皆色青入肝，肝虚而胎系不牢者，胜于四物、阿胶多矣。”此从肝论治。秦天一注重肝、脾、胃三脏。他说：“胎前大约以凉血顺气为主，而肝、脾、胃三经尤为所重。”张景岳认为滑胎多系气血不足所致，他在《景岳全书·数堕胎》中说：“凡妊娠之数见堕胎者，必以气脉亏损而然……凡胎孕不固，无非气血损伤之病。盖气虚则提摄不固，血虚则灌溉不周，所以多致小产。故善保胎者，必当专顾血虚，宜以胎元饮为主而加减用之，其次则芍药芎归汤，再次则泰山磐石散，或《千金》保孕丸，皆有夺造化之功，所当酌用者也。”
       张师主张滑胎主要应从肾论治，并认为治流产不能只看母体之强弱，还要注意胎儿是否发育正常，治疗时，既要治母，也要顾子。他说：“胎在母腹，若果善吸其母之气化，自无下坠之虞……流产为妇人恒有之病，而方书所载保胎之方，未有用之必效者。诚以保胎所用之药，当注重于胎，以变化胎之性情气质，使之善吸其母之气化以自养，自无流产之虞。若但补助妊妇，使其气血壮旺固摄，以为母强自能荫子，此又非熟筹完全也。是以愚临证考验以来，见有屡次流产者，其人恒身体强壮，分毫无病；而身体软弱者，恐生育多则身体愈弱，欲其流产，而偏不流产。于以知：或流产，或不流产，不尽关于妊妇身体之强弱，实兼视所受之胎善吸取其母之气化否也。由斯而论，愚于千百味药中，得一最善治流产之药，乃菟丝子是也。寿胎丸重用菟丝子为主药，而以续断、寄生、阿胶诸药辅之，凡受妊之妇，于两月之后徐服一料，必无流产之弊。此乃于最易流产者屡次用之皆效。”
       处方：菟丝子（四两，炒炖），桑寄生（二两），川续断（二两），真阿胶（二两）。上药将前三味轧细，水化阿胶和为丸一分重（干足一分）。每服二十丸，开水送下，日再服。气虚者加人参二两，大气陷者加生黄芪三两，食少者加炒白术二两，凉者加炒补骨脂二两，热者加生地二两。
       “菟丝大能补肾，肾旺自能荫胎也。寄生能养血、强筋骨，大能使胎气强壮，故《神农本草经》载其能安胎。续断亦补肾之药。阿胶系驴皮所熬，最善伏藏血脉，滋阴补肾，故《神农本草经》亦载其能安胎也。至若气虚者，加人参以补气；大气陷者，加黄芪以升补大气；饮食减少者，加白术以健补脾胃；凉者，加补骨脂以助肾中之阳；热者，加生地黄以滋肾中之阴。临时斟酌适宜，用之无不效者”。
       张师将此方传之于我，经临床验证数十例患者，有效者达百分之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