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献可从肺脾肾三脏治咳

       《黄帝内经》对咳嗽作了专篇论述，言“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说明咳嗽一证虽属肺病，但与五脏六腑功能失调密切相关。对咳嗽一病的辨治，明代医家赵献可在《医贯·咳嗽论》中认为咳嗽“虽分五脏六腑之殊，而其要皆主于肺”，指出本病当主要责之于肺，治疗上提出“咳嗽必责之肺，而治之之法，不在于肺，而在于脾，不专在脾，而反归重于肾”。
       《黄帝内经》对咳嗽作了专篇论述，言“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说明咳嗽一证虽属肺病，但与五脏六腑功能失调密切相关。对咳嗽一病的辨治，明代医家赵献可在《医贯·咳嗽论》中认为咳嗽“虽分五脏六腑之殊，而其要皆主于肺”，指出本病当主要责之于肺，治疗上提出“咳嗽必责之肺，而治之之法，不在于肺，而在于脾，不专在脾，而反归重于肾”。可见赵氏对辨治咳嗽的认识是：外感主因肺虚，内伤重视脾肾，尤重于肾。
       外感主因肺虚，治以补脾解表
       外感风寒之咳嗽，赵氏责之于肺虚，曰：“盖肺主皮毛。惟其虚也。腠理不密，风邪易以入之。若肺不虚，邪何以而入耶？”可见肺虚是发病的内因，肺虚致卫外失司，腠理不密，易致邪气外袭而发病。治疗上“宜以补脾为主，而佐以解表之药”，因为脾为肺之母，虚者补其母，“脾实则肺金有养，皮毛有卫，已入之邪易以出，后来之邪无自而入矣”，“若专以解表，则肺金益虚，腠理益疏，外邪乘间而来者，何时而已耶？”文中列举仲景之桂枝汤，芍药甘草以补脾，桂枝以驱邪，解表中兼实脾，故赵氏用药以人参、黄芪、甘草以补脾，兼用桂枝驱邪，谓“不治肺而治脾，虚则补其母之意。”可见赵氏辨治外感咳嗽打破常规，别出心裁。
       　内伤重视脾肾，分别治以三法
       火烁肺金之咳嗽，治以滋肾阴降肺火
       火烁肺金之咳嗽，俗以清金降火之法，多选用黄连、麦冬、黄芩、桑白皮、石膏治疗。然赵氏却言：“殊不知清金降火之理。似是而实非。补北方，正所以泻南方也；滋其阴，即所以降火也。”他提出黄柏、知母不宜为清金降火之用，倡以六味地黄独补肾水，性不寒凉，不损脾胃，久服则水升火降而愈。体现了赵氏用滋肾阴降肺火法治疗火烁肺金所致咳嗽之意。
       阴虚咳嗽，治以壮肾水救肺金
       阴虚咳嗽，世以知母、黄柏滋阴，忌用参芪，“视参芪如砒毒”。赵氏认为本病因真阴亏损，阴虚而火上，火上而刑金故咳，咳则金不能不伤矣。治疗强调应肺肾同治，“先以壮水之主之药，如六味地黄之类，补其真阴，使水升而火降；随即以参芪救肺之品以补肾之母，使金水相生而病易愈矣”。笔者遵赵氏之论，验之临床疗效卓著。
       痰湿咳嗽，治以补脾土温肾火
       痰湿咳嗽，多因脾胃亏虚，土不制水，水泛为痰上乘而嗽，或因心火刑金，误服寒凉，致脾土受伤，肺虚而嗽。赵氏认为此“乃火位之下，水气承之，子来救母，水复火之仇，寒水挟木势而上侵于肺胃，水冷金寒嗽”。赵氏在《医贯·痰论》中阐述了痰湿的形成，同时强调了命门之火的重要性，如：“肾虚不能制水洪水泛滥而为痰，是无火者也”，“命门之火乃一之主宰”，故治疗上在补脾益肺的同时，重在温补命门之火。“用六君汤加炮姜，以补脾肺，八味丸以补土母，而引水归原”。痰湿咳嗽的治疗正如赵氏所言：“咳嗽必责之肺，而治之之法……不专在脾，而反归重于肾。”由此可窥见赵氏之温补命门的学术思想在痰湿咳嗽治疗中的价值。
       咳嗽暴重，治以补子滋肾水
       赵氏遵《仁斋直指方论》之意，治疗咳嗽暴重，倡滋肾水。文中引《仁斋直指方论》言：“凡咳嗽暴重，动引百骸，自觉气从脐下逆奔而上者，此肾虚不能收气归元。当以地黄丸、安肾丸主之，毋徒从事于肺，此虚则补子之义也。”对于咳嗽暴重的病机，赵氏认为：“肺有热，则气得热而上蒸，不能下生于肾，而肾受邪矣。肾既受邪，则肺益病。”“盖母藏子宫，子隐母胎。凡人肺金之气，夜卧则归藏于肾水之中。今因肺受心火之邪，欲下避水中，而肾水干枯有火，无可容之地，于是复上而病矣。”因肺主呼气，肾主纳气，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因此咳嗽与肺肾二脏密切相关，并说“世人皆曰金生水，而予独曰水生金”。故治疗时主以补肾之水为第一要法，滋肾则水不枯，水生金，金则不受邪，而咳嗽自愈。
       可见，赵氏对咳嗽的辨治内容丰富，病变证机论述新颖，治法灵活，外感、内伤分论显目，咳嗽之缓暴重视有别。治疗时强调肺脾肾三脏，尤重于肾，体现了赵氏温补命门的学术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