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景《
伤寒杂病论》学本三代之旧,识高先秦之上,是一部集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为一体的知识体系。
张仲景《
伤寒杂病论》学本三代之旧,识高先秦之上,是一部集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为一体的知识体系。《
伤寒杂病论》虽以论病为主,却始终贯彻和把握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理念,放射出自然哲学思想的光辉。
《
伤寒杂病论》成书于疫疠流行、社会动荡的东汉末叶。内容包括:医论、脉论、病论、证论、法论、方论、药论等诸项内容,重点论述“伤寒”与“杂病”的治则、治法、组方、遣药、护理、禁忌等基本知识,以及内、外、妇、儿诸科的诊治,饮食、行为禁忌等相关知识。该书内容丰富,理法方药完备,属中国有史以来医学领域的大成之作。该书几经传抄、节录修订,又几经兵燹,历代均难得其全,而流传至今的《
伤寒论》、《
金匮要略》文献遗存,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健康福祉。
张仲景《
伤寒杂病论》,以其理论精辟、辨证规范、治法森严、组方严谨、处治灵活、效若桴鼓的学术特色饮誉古今。受到后世医家的一致推崇,被奉为‘众方之祖’,‘医学指南’和‘规矩准绳’。其医学思想、认识理念、思维模式乃至临床治则等知识,已构成我国医学的知识宝库——张仲景医药思想体系,并在传播中形成特有的文化现象。
文是反映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符号,“在天成象,在地成文”,是中国史前先民用视觉效果来描述对自然世界的感知,故文必具义。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文的赋义,约有以下十一种:
化是指物质与精神的改变。文化来源于人类的生产生活实践,是人类通过感觉→认识→记录→传播→形成的具有实践性、历史性,连续性,民族性的知识系统。故,文化作为词组,文是名词,化是动词。文化的本义就是“以文化人”,即用一定手段(包括精神、信仰、理念、知识、教育、法律、制度等)实现“化人”的目的。而医药文化则是以“医药学术知识与思想理念化人”的知识体系。文化作为知识泛称,则具名词的作用,泛指知识领域,也指群体和个人的受教育程度。
文献是知识信息的载体,是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先秦时,将三代以前的古文化知识(文献)称作“微言大义”,为部落(或王室)所秘。它包括先秦时已经失传的“三坟”典籍,以及阴阳爻象、五行八卦、天文、地理、气象、运气、数术、算筹等自然常识和专业知识。文字未发明时,这些“
通天机密”皆图文符号如卦画排列、河图、洛书、太极图以及结绳、契刻等俱符码,由巫师掌管部落首领及王室三公皆巫。文字出现后,图符的信息交往功能被取代,于是图符作为“史前文物”由王室收藏。西周:“河图、天球在东室”,以及濮阳西水坡当代考古发现七千年前的“衔符玉龟”等即是。“用进退废”是事物持续发展的动力,图符奥秘失却造成的文化断层,是图符与文字置换过程中遗留下的历史缺憾。故《周易》“系辞”所说:“(易理)百姓日用而不知,君子之道鲜焉。”
为了寻找中国文化源头,历史上的老子、孔子、庄周、张衡、祖冲之、陈抟、邵雍等历代名贤,都为此作过深入的探索,并且都走到“阴阳五行学说”的门槛。纵观前贤治学经历,多从哲理范畴探索:《周易》及其衍生作品汗牛充栋,其于“微言大义”解析尚无大白之作;《周髀》因上古自然数由来的失传,使“数术”之学益发神秘,影响到古代高等数学的健康发展;《道德经》不涉及易理寻源;孔子晚年始治“易”,经十二年探索,“纬编三绝”,老人家临终之际,似乎已看到微言大义的曙光,然时不我与,饮恨(加我数年,我与易则彬彬也。)未能完成与史前文化的连接。唯我医家《
内经》《本草》与《
伤寒》经典,因先哲们运用古代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去探索人体健康,于是开创了我国的医学先河,也同样因涉及“阴阳象数义理”义晦难解,导致我国的医药学术再无长足发展。显然,先秦以前的文化断层已成为割裂我国对上古文化传承的鸿沟。
文化(含科学技术)是发展的,只有发展才能体现社会和文化的进步与活力,而真理(自然规律)是永恒的,是不可变更的。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以自然变化规律为认识的切入点,所以张仲景医药的文化基础符合自然变化的规律,目前虽还不能精细到入微,但在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面前并不失色,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也是历代国人固守的认识理念——文化精神。因此,坚持张仲景文化精神是我们中医人的永恒追求。
张仲景先是被先秦医药文化“化”成名医,继而升华传统认识,扬弃旧说,发明医疗技术,创新理论体系,开创临床医学,树立大医精神,最终“脱俗成圣”。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将张仲景医学推至秦汉医药文化的顶峰。千百年来,学者们虽致力演习《
伤寒》、《
金匮》经典,却难于比肩仲景,达到张仲景的医学水准和学术素养,后学对于张仲景的医学境界,唯有“高山仰止”而难以企及。究其原因,演习者多未能站到张仲景同等的文化高度去理解、吸收、运用、研究、开创、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正王叔和在《伤寒卒病论·序》中评注所谓:“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秉五常,以有五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级,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
如果我们中医传人以有限的阶段性知识,欲传承把握张仲景医药文化的全部,势必力不从心。试问,我们对张仲景所传的“知”不能格致尽善,“识”不能去伪存真,“精”不能专其一,“神”不能守其用,身、心、行、止未被张仲景医药文化所“化”,传承尚且不易,扬弃不知所从,怎么去体现张仲景的文化精神?
所以,我们传承张仲景医学文化,除了学习、探索、求证、研究张仲景的文献载体、医学理论、辨证治则、立法组方等医学基础和治疗技术外,还应掌握形成张仲景医学体系所必备的三代医学文化等源头知识,以及秦汉交叉学科知识。做到“认”“识”同一,“知”“行”无二,才能真正做好文化传承,显然“学本秦汉”是对文化传承者的基本要求。因此,我们对待张仲景医药文化的传承,学是手段,化是目的,发展(不是异化)才是真正的学术进步。研究发现:张仲景一生医著丰富,宋代整理的仲景文献遗漏甚多,不足以代表张仲景医学的全部,而《
伤寒杂病论》仅是张仲景的晚年作品,还有相当数量的早期文献依旧沉睡在浩瀚历史长河中,等待我们去甄别、挖掘。
历史证明,填补中国历史文化空白,是振兴中医的固本需要,实现对中医“文化元素”的自然科学揭密,则是对中医传承工作的起步。朱子曰:“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我侪若能强学力行,博观约取、厚积薄发,学追仲景之上,定能重塑中国医学辉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愿以屈子之志与同道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