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经方医学的生长点（下）

       临床实践告诉我，每当我们用仲景的“方证辨证”治好一个病案时，我们觉得对《伤寒论》就增多一层的理解；与此同时，“我认为”也会相应地提高一点点。
       十八、中医师除了从自身广袤丰富的临床体会中，还能从别的什么地方获得有关诊治的经验呢？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不仅仅“是什么”，而是去“做什么”；“是什么”只是一种状态，而只有去“做什么”才能提供一种说服力。《伤寒论》那些是不言自明的方证，其中决定性的力量，并不是来自“不言自明”的条文，而是来自“我认为”。“我认为”它不是自以为是的自我言说，而是要经过打磨和历练才会在尝试中寻找到自己的声音。
       临床实践告诉我，每当我们用仲景的“方证辨证”治好一个病案时，我们觉得对《伤寒论》就增多一层的理解；与此同时，“我认为”也会相应地提高一点点。就像黑格尔讲的那个往水里扔石子的小男孩一样，从小石子激起了一圈圈的涟漪里，感到了自己力量在延伸，眼睛的视力也在增强，心灵的感受力也在萌生，体内的活力、弹性和韵律也在悄悄生长。也就是说，扔石子这么一个动作，其结果不仅是看得见的一个水圈，而且还有小男孩从中创造出来的新的自我。这个内在的收获虽然肉眼看不见，但却是实实在在可以感觉到的。只要医者注意到病人各自诊治前后的病情变化，并对其中的细微差异引起高度重视，医者原本的眼光趣味、观察力和敏感性就会得到相应的提高。这一点，我们在自己的临床实践中，在每一个无名无声但知冷知热的普通病人身上，都会得到反复的证验。
       汪丁丁说得好：“实践之所以高于理论，因为理论只是话语，是等待着被人理解的文本，是没有实现的意志。实践则是理解的过程，是实行中的意志。”所以医学家也认为，临床实践永远是理论和学问的老祖宗。
       然而值得警惕的是中医师的个人经验与学问的积累不都是正面的，它同时也会产生一些负面的效果。这些东西会使中医师丧失了直接去感觉、判断外在的鲜活的临床病人的能力，甚至丧失了这方面的兴致，变成一个倚老卖老江郎才尽的“老中医”。所以中医师永远要保持对临床的执着的热情，对病人高度的负责，时时自觉地进行知识更新，才会使自己的个人经验与学问不会很快地蜕变老化。
       十九、《伤寒论》自成理论体系，从事经方医学研究的人，首先要下功夫学会经方系统内的知识，学会运用经方思维去思考问题、诊治病人。一个经方学者，如果没有自觉地将自己融入《伤寒论》中，他的所谓更换辨证思路也好，他的所谓超越创新也罢，不过是放纵自己的智力欲望而已。当然，卓然自立以后，才能从容地去兼容并收、择善而从，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否则，临床上举棋不定，朝令夕改，是难以治愈沉疴痼疾的。
       二十、方证辨证的方法虽然是诊治效果最好的一种疗法。但在我们没有掌握它的精髓之前，疗效平平是可以理解的。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传统的“辨证论治”于事无补，反而会搅乱自己的思路。
       矢数道明一针见血地指出：“诸家异趣，技术不同，故其立论制方亦各不同，而摭拾杂乱，则其方法不能统一，而治疗无规律矣。”即使医生精通两种不同思路的辨证疗法，也不一定是优势互补。在疑难病症面前，将什么“悬置”、“不提”、“放下”，将什么“坚持”、“携带”、“铭刻于心”，是很难保持自身的一致性而不致被从两个方面来的相反力量扯得两败俱伤。临床事实常常告诉我们，如果这样的话，只会使自己更加混乱和无能为力，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更不得要领。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跨越这种障碍，在两种旗鼓相当、互相抗衡的思路中游刃有余。笔者的办法是，坚持“方证辨证”一种单一的辨证思路，利用针灸等外治法，内外合治，疗效互补，在诊治过程中摸索前进，逐渐完善，走向成熟。
       现代经方医师如果在纷繁复杂的临床现象面前失去对症状、体征、舌象、脉象的把握和病势进退的方向感，看不到各种变化中不变的东西——病人体质、病史和相应的方证状态仍然客观地存在，则可能从根本上忘记了中医经方医生的使命。
       二十一、强调经方医学的独立性，是一个对于经方医学自身合理性的诉求。这项诉求的深远意义并不在于宣布经方医学与外部世界脱节，而是声明任何经方医学之外的力量都不可能给经方医学提供任何现成的答案。
       有没有经过这个合理性论证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我们需要经方医学站在自身的立场上去思考人体生命医学的诸多问题，而不是站在其他医学的立场去要求经方医学。当然，很可能经过自我论证之后，经方医学仍然也融入其他医学的观点，但这回是出于经方医学的自愿，出于经方医学本身活力的考虑，而非一个高高在上的、不容置疑的力量的强迫。
       笔者认为，作为一种学派，不管是经方医学还是医经医学，还包含这样的意思：它是一个有自身历史的领域；有在长时间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有这个领域之内的人们所要面对的难题。在这个意义上，经方医学是一道门槛，需要经过长时期恰当的训练，才能得其门而入。大冢敬节从29岁（1929年）开始阅读《伤寒论》，一生对《伤寒论》的研究从未间断。他的宗旨是：研究汉方医学始于《伤寒论》，并终于《伤寒论》。
       二十二、理法辨证和方证辨证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它们追求的方向不一样。方证辨证是追求“知其然”；理法辨证是追求“知其所以然”。
       所谓“知其然”的方证辨证，是一种我们通过学习和模仿而获得的有疗效的辨证模式。这些模式发生的原因和机制人们至今可能还盲然无知，它们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知识”，但我们能利用自己的感官意识到它们，并使自己的辨证方法与其相适应。就此而言，它又确实是我们理解病人病症的理性知识的一部分。这种使我们适应而采纳“知其然”的方证辨证，同我们知道自己的行为会有何种结果“为什么”的知识——“知其所以然”的理法辨证极为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把这种“知其然”的方证辨证，视为经方医学。海耶克认为“知其然”之类知识的性质是处在人类的动物本能和理性之间——它超越并制约着我们的本能，但又不是来自理性。在人们一般想法中，“本能与理性之间”应当空无一物。“不是本能，就是理性，二者必居其一”，心理学上这种本能与理性二分法，使人们忽略了二者之间的那一片极其重要的领域，那是文明积淀传承下来的非理性非本能的结果。这一见解，是海耶克的重要创见之一。
       二十三、直言不讳地说，历史以诡异的方式将中华民族的经方医学移植在大和民族医生的身上，移植在一个和我们文字、习俗、文化、制度等有很大差异的国度中。阴差阳错，中医经方的方证辨证在日本却得到长足发展。日本汉方家把庞杂的中医理论进行了“削尽陈繁留清瘦”的扬弃，竟然尽显其仲景思想的本色之美。章太炎先生有‘吾道东矣’一语，暗指这一令人难以启齿的历史事实。
       目前对我们来说，学习和研究日本汉方是在寻找一个失去的视野。200多年来日本汉方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错误和失败，积累了运用《伤寒杂病论》方药的超乎寻常的丰富经验。这些经验的确使人瞠目凝神，不胜感慨。因此学习日本汉方既是当务之急，更是长远之思。当然，学习日本汉方应该有更冷静的思考、更清醒的认识，表现出更多的理性、更多的智慧。不是照搬照抄，不是机械地运用或拙劣地模仿，更不是故弄玄虚，卖弄和唬人，而是将其作为一种基本的理论素养。有了这种素养，然后脚踏实地地观察、研究我们自己的临床对象，不断提高临床疗效，做出更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总之，要以开放、理解、接纳与包容的心态来看待世界，广泛地接纳日本汉方医学的优秀成果。
       二十四、张仲景倡导方证辨证的理念，具有无时空之分的普适性。但它在自己的故国一直处于隐匿的位置。当代经方医学更是陷入到一种艰难的处境，它和现实发生了矛盾和脱节。现在，许多临床中医师对方证辨证都是非常陌生的，更使它的生存缺乏氛围和土壤。这是一条多么令人痛心的历史下滑线啊。
       中医发展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中医临床一旦切断了和张仲景倡导的方证辨证的联系，就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幸好，在临床中方证辨证的疗效反复得到证明。可见它的深处尚积淀着历史的自觉意识，这一令人可喜的意识，一定有一天能重新承载过去、接通未来，具有无限的发展空间。中医经方医学最好降低对中医理性追求的热情，全力遵循方证辨证规则下的诊治，接受这些方证辨证规则下出现的东西，不论其是理性、还是非理性，历代经方家并不都是凭借理性选择了经方医学，在更多的情况下，往往是由于亲眼目睹经方神奇的疗效，在情感上受到震惊而走上了经方之路。
       二十五、《伤寒论》是古代医学夜晚最动人的一场篝火晚会，其薪火穿越过两千来年的历史天空，至今仍旧光彩照人。也是《伤寒论》的火种点燃了日本汉方，使它升腾起灿烂的烟花。历史进入近代，在东西两种文明激烈碰撞中，中医学满目疮痍，经方医学的发展陷入低谷。黄煌、胡希恕拨开了重重的迷雾，使中医界寻找到经方医学存在的连续性和动力源，使人们对《伤寒论》有豁然开朗的领悟。
       笔者相信，在未来的世纪里，《伤寒论》会像一次辉煌的日出，给世界医学增光添彩。张仲景的名字一定会镂刻在未来人类共同体的纪念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