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的发生,关系到致病因素和机体本身抗病能力两个方面,《
内经》把这两个方面概括为“邪”和“正”,认为疾病发生与否,取决于邪、正两方面的作用。
疾病的发生,关系到致病因素和机体本身抗病能力两个方面,《
内经》把这两个方面概括为“邪”和“正”,认为疾病发生与否,取决于邪、正两方面的作用。
两虚相得 乃客其形 “两虚相得,乃客其形”出自《灵枢·百病始生篇》。其所谓“两虚”,一指外来的虚邪,即贼风邪气;二指人体内在的正气虚,只有在虚邪与正气虚这“两虚”相逢的情况下,邪气才能伤害人体发生疾病。“虚邪”与正气虚乃是外感发病的两个必备条件,而这两者之间,又以正气虚为发病的关键。
如果人体正气充盛,则正能胜邪而不易发生疾病,即《素问·刺法论》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如果人体正气虚弱,则邪气乘虚侵袭人体,正不能胜邪而容易受病。所以《素问·评热病论》特别指出“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就是说,邪气侵犯人体,人体的正气一定虚。可见正气虚弱乃是疾病发生的决定因素,而外来邪气则是疾病发生的重要条件。
这就是《
内经》一再强调的以内因为主的发病学思想,诸如“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素问·上古天真论》);“清静则肉腠闭拒,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素问·生气
通天论》);“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素问·金匮真言论》);“人血气积,肌肉充,皮肤致,毛发坚,腠理郄(闭),烟垢著(形容皮厚体肥),当是之时,虽遇贼风,其入浅不深”(《灵枢·岁露》)等。《
难经》所说的五脏“旺者不受邪”;《
金匮要略》所说的“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都贯穿了《
内经》这一发病学思想。
此外,《素问·经脉别论》还指出“生病起于过用”,所谓过用,即过度耗用;凡饮食、劳逸、情志、房室等各种因素超过了常度,耗伤了人体,便可以产生疾病。这仍然是从邪正两方面的作用认识发病,仍然是以内在因素为主的发病观思想。
所以高士宗《
医学真传》说:“人身本无病也,凡有所病,皆自取之,或耗其精,或劳其神,或夺其气,种种皆致病之由。”
故邪相袭 因加而发 凡邪气伤人,没有立即发病,而是潜伏体内再由某种诱因触发,这种故邪与新邪相加而发病的情况,《灵枢·贼风》称之为“与故邪相袭”,“因加而发”,此即后世所谓“伏气学说”的理论导源。
《灵枢·贼风》指出:“尝有所伤于湿气,藏于血脉之中,分肉之间、久留而不去;若有所堕坠,恶血在内而不去;卒然喜怒不节,饮食不适,寒温不时,腠理闭而不通。其开而遇风寒,则血气凝结与故邪相袭,则为寒痹。其有热则汗出,汗出则受风……必有因加而发焉。……亦有故邪留而未发,因而志有所恶,及有所慕,血气内乱,两气相搏,其所从来者微。”
这里提出了5个方面的伏邪:一是伤于湿气,久留不去;二是有所堕坠,恶血在内;三是情志不节,气机逆乱;四是饮食不适,脾胃损伤;五是寒温失调,卫气失固。并提出了两个方面的诱发因素:一为外受寒、热、风邪而触发;二为情志波动如所恶、所慕,使血气内乱而触发。
这些内容,较之后世温病学家的伏气说,其范围要大得多。温病学家所论伏气温病,如春温、伏暑等,均只指外受的六淫邪气,并未涉及情志等诸多因素。其实,临床所见故邪因加而发的情况颇多,远远不止于伏暑和春温。
如《素问·生气
通天论》所云“春伤于风,邪气留连,乃为洞泄;夏伤于暑,秋为痎疟;秋伤于湿,上逆而咳,发病痿厥;冬伤于寒,春必温病”,即是其例。
勇怯厚薄 因形而病 《
内经》认为,人体形态的缓急、气血的盛衰、性格的刚柔、体质的强弱都与发病相关。《灵枢·论勇》说:“有人于此,并行并立,其年之长少等也,衣之厚薄均也,卒然遇烈风暴雨,或病或不病,或皆病,或皆不病,其故何也?”答曰:“黄色薄皮弱肉者,不胜春之虚风;白色薄皮弱肉者,不胜夏之虚风;青色薄皮弱肉者,不胜秋之虚风;赤色薄皮弱肉,不胜冬之虚风也……黑色而皮厚肉坚,固不伤于四时之风。”这就是说,凡薄皮弱肉者,不胜四时之虚风,容易感邪受病;凡皮厚肉坚者,不伤于四时之虚风,不易感邪受病。
《灵枢·五变》还以树木为比喻,说明体质因素在发病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它说:“木之阴阳,尚有坚脆,坚者不入,脆者皮弛,至其交节,而缺斤斧焉。夫一木之中,坚脆不同,坚者则刚,脆者易伤……况于人乎?”以人应木,“人之有常病也,亦因其骨节、皮肤、腠理之不坚固者,邪之所舍也,故常为病也”。
一是由于体质强弱不同,故虽同时感受邪气,也会出现“或复还,或留止”,即有的不病,有的发病。
二是由于人体各部都有厚薄差异,邪气乘虚而入,其薄弱部位即为“邪之所舍”,故感受同一邪气,亦可出现“或病此,或病彼”,即所谓“一时遇风,同时得病,其病各异”。
三是由于人体质的差异,往往对某种疾病亦有易感性。《灵枢·五变》指出:“五脏皆柔弱者,善病消瘅”,“小骨弱肉者,善病寒热”,“粗理而肉不坚者,善病痹”,正所谓“因形而生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