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中医”及其“中”

       “中医”一词早在东汉时代就出现了，如《汉书·艺文志·经方》云：“以热益热，以寒增寒，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故谚云：‘有病不治，常得中医’。”之后，又陆续有所述及，如唐·柳宗元《愈膏肓疾赋》云：“夫上医疗未萌之兆，中医攻有兆之者。
       “中医”一词早在东汉时代就出现了，如《汉书·艺文志·经方》云：“以热益热，以寒增寒，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故谚云：‘有病不治，常得中医’。”之后，又陆续有所述及，如唐·柳宗元《愈膏肓疾赋》云：“夫上医疗未萌之兆，中医攻有兆之者。”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云：“‘不服药，胜中医。’此语虽不可通行，然疾无甚苦，与其为庸医妄投药，反害之，不得为无益也。”对这些“中医”的释义，不外乎两种：中等医疗水平的医生；中等医生水平的治疗效果。真正有方位和地域概念的“中医”名词，出现在鸦片战争前后。当时在中国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西医们为区别中西医，把起源于我国中原地区（即古代的“中国”，下同）为主的医学简称为“中医”。这个时候的中医的名称只是为了和西医做一个对比。到了1936年，国民党政府制订的《中医条例》法定了“中医”这个名词。可以这样说，在西医进入中国之前，“中医”这一概念没有方位和地域的含义。
       为什么祖国医学从肇始至西医进入中国之前，不管是在著述，还是行为活动中都不前缀“中”，比如《内经》不称《中医内经》，《本草纲目》不称《中药纲目》，请人治病称“延医诊治”不称“延中医诊治”。医疗机构也不称“中医院”而是称“庐”，如治疗战伤的医院叫“庵庐”、“坊”，如治疗传染病的医院叫“疠人坊”，慈善医院叫“安乐坊”；“堂”，如坐堂医诊治病人的场所“回春堂”、“国医堂”；“院”，治疗一般病人的“养病院”。尽管称谓五花八门，但都没有前缀“中”字。
       西医进入中国之前，医疗属性称谓也很单一，直接称为“医”或“医学”，如《医贯》、《医学心悟》等，根本没有“中医”、“西医”之说。清末民初，西人带来的西方医学日盛，大有取中国本土医学而代之之势，为了夹击西医之浸漫，表明誓与西医不两立之决心，于是中原汉人为主的医师们也接受了西人的“中医”之说，大多对自己的医疗行为、医疗处所、论说著述等都冠之以“中”，于是医成了中医，本草成了中药，庐、坊、堂成了中医诊（治）所，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又成了中医院。
       在西方工业文明传入之前，这种不在前面缀“中”字的现象，不仅是在祖国传统医学所独有，在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的其他文化科技领域里也完全是一样的，如农学的《齐民要术》、音律学的《律吕精义》、水利学的《漕政举要》、建筑学的《营造法式》等，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常常称之为《中国建筑》、《中国农业》、《中国水利》等。所以，有人把东汉出现的“中医”二字，解释为有方位或地域含义的“中国医学”，纯属穿凿附会。
       至少在明末清初，我们的先人还只有单一大空间“世界”——“天下”这一概念，没有集合（多地区多国家）空间“世界”这一概念，这一点非常重要。由于古代技术条件限制，交通闭塞，沟通困难，我们的先人自然而然地认为，人的主观能力所能涉及的范围，便是天下的全部。更为恼火的是，如果说古代西方某些国家和人受制于当时条件，自大地以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人类是宇宙主宰的话，中国古代的某些“圣贤”却因同样的原因，以为黄河中原（古代称“中国”）是天下的中心，一厢情愿地做着主宰“天圆地方”之天下的天子美梦，甚至还疯狂地叫喊：“我真的好想再活五百年”，这才是“中”的文化含义里真正的“中心”情结之所在。因此，中国君王就有了气势磅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驾驭天下的自豪感。请看《战国策·赵策》对所谓中国有一段极具体的描述：“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大意是：中原地区是聪明而有远见的人士居住的地方，是各种物资和财富聚集的地区，是圣贤对人进行教化的地方，是德政仁义普遍施行的地方，是读《诗》、《书》、《礼》、《乐》的地方，是各种奇巧技艺得以施展的地方，是各国诸侯不远万里前来观光的地方，是四方落后少数民族效仿学习的地方。一句话，中国，最完美的地方。
       即使到了郑和下西洋之际，明明知道普天之外还有天，但我们的先人依然很自负地认为“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出使西洋的目的也就从根本上发生了倒置：我们不是去学习，我们也不需要学习，我们出去是布施，去炫耀天子的威仪，不管走到哪里，都有“我的地盘我做主”的主人公味道。既然可以做主天下这个地盘，这个地盘里的一切事想当然都为我中国所有，什么《经》、《集》、《典》、《诰》也就没有必要加以“中”字予以明确，天下也就没有“中医”、“中药”、“中国功夫”等说法了。
       然而，令我们先人始料不及的是，王土之上并非都姓“中”，天下百姓也并非全是中国天子的臣民。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华帝国天子文化，除了能满足君临天下的虚荣之心外，妄自尊大的闭锁政策，最终换来了西方工业文明的火枪、大炮，西方世界文化涌入，打破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子梦幻。他们终于知道了中国有的，边国也有，天朝有的，天朝之外的也有。西洋人为了区别于落后的东方文化，在天朝冠有“中”的东西也应运而生了：中医、中药、中国功夫、中国画等。唯有这个“中”字，还在一些不知国耻国难的国人中，承载着他们眷恋先人“君临天下，挟持万方，宇宙归一，唯我独尊”霸主雄姿的情份，“有病不治，常得中医”的这个“中医”，也就有了两种衍生含义：一是有别于其他医学的中国医学，即：有病采用其他治疗方法无效后，常可通过中医来取得效果。二是中医治病的最高境界——致中和（中和医），即中医学所阐明的“阴阳和合”、“阴平阳秘”生理机制的最佳体现。特别是第二种解释方式，更能代表了中医学界的一种学风——只要现在有的，不管古人原意如何，我们无论如何也要让它与现在“合拍”，无论如何也要今人知道现在已有的、现在发现的“几千年前就有”了，这些解释虽已与原义相去甚远，但与“唯我独尊”，铁定不移死守某一经旨要客观现实得多，这种圆通活法的怀旧情愫，适当保留一点也无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