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论》“炙甘草”当为炒甘草

       甘草古称国老，笔者总结其核心功效为“缓”，分别言之，为：缓虚、缓急、缓激、缓毒。《伤寒论》所载110多首方剂中，有70首用到了甘草，足见其临床使用之广泛。但是目前甘草的用法影响了甘草的应用。
       甘草古称国老，笔者总结其核心功效为“缓”，分别言之，为：缓虚、缓急、缓激、缓毒。《伤寒论》所载110多首方剂中，有70首用到了甘草，足见其临床使用之广泛。但是目前甘草的用法影响了甘草的应用。
       目前临床使用甘草，多用“蜜炙甘草”。这种用法的依据是什么呢？一些临床工作者会认为依据在《伤寒论》。而事实上，《伤寒论》中使用的“炙甘草”，与后世的“蜜炙甘草”完全是两回事。“蜜炙”之后增壅滞之性，很多时候不仅不会增效，反而会掣肘。所以这是事关临床疗效的大问题。笔者关注此问题有很多年了，据临床经验体会出，《伤寒论》中的“炙甘草”当为炒甘草。
       “炙甘草”并非“蜜炙甘草”，而是炒甘草。对于这点，需要从两方面来阐述：一是炮制技术的演变；二是与其他药物“炙”法作对比。
       先来讲炮制技术的演变。
       《古今中药炮制初探》一书中，有明确表述：“炮制技术，古今在含义上、方法上有很大改变，有的已全非古代的面貌。如汉代《神农本草经》、《金匮玉函经》等所记载的……‘炙’，按《说文》解释为‘炮肉也，从肉从火’，是一种直火加热法，汉代炙的品种有阿胶、鳖甲、甘草、厚朴、枳实等。”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东汉时候的炙，是一种直火加热的方法，是不加液体辅料的。可知仲景时代的“炙甘草”不必“蜜炙”。
       “蜜炙”的由来，该书中也有表述：“元代《汤液本草》中提出去膈上痰以蜜’之后，明代《医学入门》中又明确认为‘凡药入肺蜜炙’，所以现代凡补益，去痰，入肺药多用蜜炙，以增强疗效。”蜜炙真能起到增效作用吗？如黄芪蜜炙，古代早有质疑。清代《本草述钩元》一书记载黄芪“治痈疽生用，治肺气虚蜜炙用，治下虚盐水或蒸或炒用”。同是清代的《本草新编》，却说“黄芪原不必蜜炙也，世人谓黄芪炙则补，而生则泻，其实生用未尝不补也”。
       甘草“蜜炙”，而不用其本来直火加热的“炙”，始于何时呢？唐《千金翼方》出现“蜜煎甘草涂之”；宋《局方》出现“蜜炒”；明《医学》、《醒斋》出现“去皮蜜炙”；明《大法》出现“切片用蜜水拌炒”。“炙甘草”就这样一代一代演变为“蜜炙”。
       经方中“炙甘草”如何用？笔者认为《本草纲目》所说为是，“方书炙甘草皆用长流水蘸湿炙之，至熟刮去赤皮。”笔者临床径直用炒甘草，即药房所购生甘草，放入铁锅，炒至颜色变为深黄，即可。
       再来与同时代其他药物“炙”法作对比。
       《伤寒论》不仅有“炙甘草”，还有炙厚朴和炙枳实。43条、66条、103条、136条、208条、247条、320条、374条、318条、393条，都谈到了枳实、厚朴的“炙”用，如果甘草是“蜜炙”，枳实、厚朴也是“蜜炙”吗？在《伤寒论》原文中，甘草之“炙”与枳实、厚朴的“炙”，是没有任何不同的。枳实、厚朴功在理气，不会是“蜜炙”，所以反证甘草也不会是“蜜炙”，而是“直火加热”。
       如此考证和推敲，不仅是文字工作，更有其现实意义。复方甘草酸苷在西医界的滥用，对于中医应该是有借鉴意义的。之所以滥用，一是因为有效、好用；二是因为他们没有严谨的中医理论指导，所以不明白其中的利弊，会乱用。虽然复方甘草酸苷不等同于甘草，但其应用应该参考甘草的注意事项。反过来，中药甘草的使用也应该参考复方甘草酸苷的使用，也就是说甘草的使用可以扩大，甘草可以挡重任、可以重用，只要是在严谨的中医理论指导下使用，便会有利而无弊。
       临床中医应该说太轻视甘草了，《伤寒论》中以甘草名方者很多，而现实中以甘草为主药去治疗疾病的中医又有多少？笔者以甘草为主治疗重症银屑病的事实也许可给医生一些借鉴：患者老年男性，体瘦，银屑病病史30多年，长期服用抗癌药甲氨蝶呤控制症状，停药后皮损泛发，大片红斑弥漫、融合，住院后西医确诊为红皮病型银屑病。出院后中医治疗始终以甘草为主药，方药举例如下：炒甘草90克，黄连6克，黄芩18克，干姜18克，姜半夏15克，大枣20克。治疗中用方变化较多，如白虎加人参汤、柴胡类方、调胃承气汤、泻心汤加减等，甘草用量也在30～60克之间变化，但一直以炒甘草为主药，疗效尚可。试想，如果用“蜜炙甘草”的话，用如此大量，长期使用，先不说疗效，就是患者的脾胃也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