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科研未必都要定量

       人们对于一般事物的认识多通过分析其“质”和“量”两个方面的表现；医学研究一般也要提取研究对象的“属性”和“数量”两个方面的信息。在多数研究中，研究者既要作出属性的“有无”、“好坏”、“是非”的判断，又要确定数量上的“多少”、“长短”、“大小”的判断，这就需要研究者能恰到好处地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结合起来。　　人们对于一般事物的认识多通过分析其“质”和“量”两个方面的表现；医学研究一般也要提取研究对象的“属性”和“数量”两个方面的信息。在多数研究中，研究者既要作出属性的“有无”、“好坏”、“是非”的判断，又要确定数量上的“多少”、“长短”、“大小”的判断，这就需要研究者能恰到好处地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结合起来。但是中医临床的特色判断如“虚实”、“壮弱”、“畅达”等，所包含的“性质”信息与“数量”信息难以分离；中医临床实际上首先要作出的是“有无”或“是否”的判断，也就是以“质化”为先，而不是“量化”为先。而有些中医研究者在关于某种事物的“是否”或 “有无”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之前，就去追逐定量研究，结果辛辛苦苦搞出来的可能是一个伪命题。
       　　我们反思定量研究，不是反对定量研究，而是强调中医定量研究必须与质化研究相结合。例如，常见有关于某证、某脉的定量化研究所取样本的大小是按临床患者的个数而定的；可是决定有无这些证或脉的患者的判断和分组的却是医者。因此，样本的“质”受研究者的主观性影响很大。对于同一种证、脉的研究结果可能因不同的研究资料而有“显著差异”，所谓“客观化”反可能成了证、脉判定具有主观性的证明。
       　　辨证论治，就是在与对象的接触之始，并不予设理论框架，而是在充分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四诊合参，从整体的方位，以天人合一的系统观，并因时、因地、因人地进行病因病机分析判断，渐渐提升浮现而形成证的“概念”。所谓“证”就是扎根于资料的具有整体性质特点的判断，是一个可变的过程。它往往不需要精确量化的指标；而多元的多层次的象思维方式的质化，完全可以取得比较准确的判断。所以，我们认为中医辨证主要是一个质化的过程。
       　　中医辨证有八纲辨证、脏腑辨证、六经辨证、三焦辨证、卫气营血辨证等诸多方法，这是由于医学研究对象的变动不拘，所处的环境更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必须以动态而更具弹性的研究方法，必须搜集不同情景的不同资料，针对不同资料类型发展出的多元多层次的分析归纳方法。因此中医的质化比起量化更难以掌握，也是目前中医研究的弱项。在整个20世纪的科学，量化研究处于科学研究方法的主流。它依靠的是统计、测量和对变量因果关系的线性数理分析，如果一门学科不具备逻辑推理、数学描述、实验验证，就被认为不是科学。长期以来，中医学也被许多人视为“非科学”，其实只是对于中医质化研究方法缺乏认识。
       　　诚然，中医有时也运用数据，对临床辨证的规范化和克服主观化是有意义的，例如对脉象之迟、平、数、疾等皆大致有定数。然而中医更重视支持数据与整体背景的关系，如果与系统时空相脱离，所有的数据可能都是肤浅的、无多大意义的。例如“脉数为热”抑或“为虚”，此时对证的质化研究要求是多元的“症脉互参”，若是“卒持寸口”就变成了一种僵化的游戏。所以质化方法也并不排除量化，只是不把数据当作唯一的推论依据，数据不过是所有资料来源的一种而已。
       　　另外，比较而言，定量的实验研究，一般都须要较多的设备和样本，费力、费时、费钱自不待言。实际上有关中医学的某些所谓定量研究在大费周折之后回答的却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曾被国内许多报刊争相报道的国外某研究机构关于针刺止痛效果的证明即其例，似乎中医学的常识只有被外国人定量研究证明后才有了说服力，这其实是对于中医学术缺乏自信心的表现。因此，一项中医科研项目是否须要进行定量研究，首先是需要严格论证的。